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了重點部署。2016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及價值做了論述并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 推進結構性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習近平總書記春節前在江西省井岡山調研考察時，要求我們全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以打好“十三五”時期的開局。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明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和政策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的重大轉折，預示我國經濟體制深化改革和轉型升級有望獲得重大突破，由此實現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企業轉型大升級及經濟發展的彎道超越。為此，我們要從理論與實踐上理解和把握黨中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及戰略決策。
一、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凱恩斯以前經濟學基本觀點的中國化創新
我們現在所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性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機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是黨中央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有的學者認為供給側改革理論淵于法國經濟學者薩伊，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共同思想，是凱思斯以前經濟學共性基本理論。威廉·配第就認識到商品的價值由勞動創造，而且貨幣的價值也由勞動所決定，進而得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結論。亞當·斯密《富國論》理論體系也是從分析分工為邏輯起點，認為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他就是從供給方來研究經濟增長的源泉。當今經濟學的供給學派所強調的“勞動分工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直接來源于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近代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則是把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供給理論推到頂峰，指出供給決定需求，供給創造需求，供給是第一位，需求是第二位的。這些觀點被學者稱之為“薩伊定律”。薩伊雖然繼承古典經濟學注重供給的經濟理念，但他是用來論證只要對生產不加干涉，就不會出現普遍的生產過剩。實質是強調市場機制是靈敏有效的，能夠自動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在充分就業水平上的平衡，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可見薩伊定律并不是在強調結構性改革。黨中央強調供給側結構改革是從問題導向出發，著眼我國經濟下行趨勢還沒有結束，難點在投資。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出口仍在負增長，消費還算平穩，這表明，繼續單純通過“三駕馬車”的需求側管理刺激經濟，空間不大又有限，必須調整經濟發展的理念與思路，把目光放在供給與生產端，通過解放生產力，調整結構，解決供給水平弱化的主要矛盾，建立供需相匹配的新經濟結構，打造中國經濟的調整升級版，目的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由此可見我們強調供給側結構改革與薩伊定律沒有的理論來源關系，是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問題，立足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回應和實踐創新。
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我國多年宏觀經濟調控實踐的理性反思和理論總結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創新發展的關鍵階段。但現實中經濟下行的壓力逐步加大，其中有周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但主要是結構性的，L型的表現形態，突出表現為“供給不足”和“需求不足”并存形成的“供需錯位”，這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障礙。這表明我國是存在問題已很久很嚴重了，但過去在分析和解決問題時，都把經濟調控和政策制定的重點放在需求側，誤以為是需求方的問題。特別是2008年世界次貸危機以來，世界經濟低迷，我國經濟下行，暴露出許多問題。我們在經濟宏觀調控上一度仍按傳統思維和傳統辦法進行思考和制定政策，仍采取需求管理辦法，以持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需求側的管理，即人們所熟知的2010年的4萬億元等強刺激政策來刺激需求，盡管一度起到積極作用，但負作用凸顯，現在看是弊大于利。時至今日單一貨幣強刺激已不再管用，僅2015年央行5次降息降準，國家發改委批準基本建設項目遠超2萬億元人民幣，仍無法阻止經濟下滑。所以，李克強總理近期說到，國內近幾年經濟沒搞“強刺激”，過程頗不容易。下一步發力點在供給和需求兩端，落腳點是調整結構，解放和發展生產。盡管如此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6.9%，并沒有達到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7%目標。這表明我們采用的需求管理藥方并未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病癥，必須換藥方，改變我們經濟宏觀調控理論和手段。因為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是不同于過去舊常態下的新常態，表現為“三期疊加”，其核心內容是三點：即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但問題和矛盾不是短期的、周期的、V型的，而是長期性、結構性、體制性、L型，這樣以往的調控藥方則無能為力，只有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解決結構性、體制性的難題。可見黨中央和習近平、李克強共同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把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統一起來，著眼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辦法建立有效創新創業的制度環境，通過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制度保障體系，推動供給側的改善，由此實現結構的調整，解決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問題。可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源自教科書中的理論，更不是對現實中實踐的照搬和套用，而是面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黨中央著眼解決實踐問題的必然選擇和實踐深化。
三、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里根政府的供給改革目的不同
美國的輿論把里根評價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美國總統”并與羅斯福并列。美國企業研究所也說：“美國建國二百年來，有四位偉大的總統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里根”。以70歲高齡當選總統的里根，為什么得到這樣高的評價，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說：“里根改變了美國的行進軌道，他把我們推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線上。尼克松和克林頓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就因為里根任美國總統后，經濟上面臨著政府開支大、財政赤字；政府管制過多；稅率過高；通脹四大問題。里根1981年就任總統后，以供給學派理論作為政策指引，采取停止增加聯邦政府開支、降低稅率、放開政府的過度管制、合理調控貨幣供應等政策措施，最終化解了美國經濟的衰退，使之走出了經濟低谷，贏得了經濟的大發展，使美國財政收入從1980年的5170億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03萬億美元。所以到其1984年競選連任總統時，美國經濟已觸底反彈，里根贏得了50個州中49個州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歷史上勝選差別最大的總統，這表明“里根經濟學”得到了實踐證明，選民認可。
現在我們必須看到，黨中央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里根經濟學的背景，目的是不同的。里根政府放棄以往的凱恩斯主義的刺激總需求政策，采用供給學派的供給改革理論，是基于1973年爆發第四次中東戰爭，導致石油危機、油價狂升，引發了成本推進型通脹，使美國經濟處于嚴重的滯脹狀態。這一客觀現實沖擊了經濟家的知識邊界，否定了凱思斯理論。里根的前任卡特就是采取凱恩斯理論而導致經濟形勢惡化，最終下臺。客觀現實要求里根總統采取新的經濟理論解決滯脹難題。我國現在問題不是商品短缺和生產能力不足，而是產品相對過剩、供需求不匹配、低檔次上的絕對過剩，證明我國經濟結構性問題嚴重，這樣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下行至今仍在發展中。所以，我們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里根政府在推行供給改革時緊縮通貨，重點是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工作重點，增強和培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實現新舊動力的轉換，還要破解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礙，沖破阻礙改革的藩籬，破除制約供給政策的政策瓶頸，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完善市場價值形成機制，暢通供需渠道，鼓勵更多市場主體進入供給側，釋放更多更大的改革紅利，活化市場，振興經濟。因此說我們強調供給改革完全不同于里根經濟學，是對其經濟理論的借鑒和中國特色的超越，是黨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中問題的理論回應和實踐回答，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形成和發展中，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理論上的成熟及高超的領導經濟能力。
——作者：祝福恩，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文章原載于2016-02-24《黑龍江日報》
